我们的故事:盐的制度

2020/07/24 14:54

名列春秋时期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”前三名的猗顿,原本只是一个贫下中农,后来在陶朱公的启发下,把家搬到河东盐池附近,专心搞起盐业和畜牧生意,仅十年就成为富可敌国的“企业家”。

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,被齐国国相管仲看在眼里,于是,他亲自担任“商务部长”,一心为国家搞创收,将食盐的生产、运输、销售收归国有,推行食盐国营制度。

齐国临海,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。尽管在食盐生产方面,管仲部分放权给百姓,但官府仍然严格控制生产者的生产时间和食盐资源的管理。至于食盐运输,无论是本地生产还是从境外“进口”的食盐,均归官府统一运输。

除了为政府赚钱外,食盐官府专运还能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:对于那些不生产食盐的诸侯国,不听话就不给盐吃。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案例之一了。

关于食盐专营,历史上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件,一次是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著名的辩论—— “盐铁会议”,还有一件就是唐朝的“榷盐法”。

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“盐铁会议”。

为了避免秦朝严刑峻法覆国的命运,汉朝成立之初推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,开放盐禁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民间可以“自由”开采、运输和销售。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、运、销,只负责征收盐税。

汉武帝时,长期的对外卫国战争致使国库日渐空虚。于是,汉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润丰厚的盐铁业,重新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,以图创收。对于私自煮盐的人,除了没收“作案工具”外,还要处以“釱(音:雀)左趾”,即给左脚戴上镣铐的惩罚。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,转手又高价出售,食盐价格猛涨,百姓买不起,只能“淡食”。食盐运输等劳役也要征发百姓,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,当时的百姓对此是怨声载道。

汉武帝死后,西汉实际领导人霍光对汉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思,但以御史大夫、盐铁国营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小撮顽固分子,坚持“按既定方针办”。在始元六年(公元前81年)的二月,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,召集各格郡国的专家60余人,到长安与桑弘羊等辩论。这就是著名的“盐铁会议”,学者桓宽将其编辑为《盐铁论》一书。此后,尽管对武帝的很多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,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,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。

隋、唐前期,和汉初一样,采取官少管、促生产的执政理念。隋文帝立国第三年就宣布废除了盐禁,唐朝初期的几位皇帝也基本继承了这一方针。但是到了到唐代中期,唐玄宗开始败家,导致财政赤字,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,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。

但是唐中期后的食盐国营制度,和以前有很大不同,叫做“榷(音:确)盐法”。

所谓“榷盐法”,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,具体是:盐民生产食盐,政府低价买来,再高价卖给商人,由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。这样,政府不但控制了食盐的货源,也掌握了食盐的批发环节。

据史料记载,在唐朝时期,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,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唐朝以后的其他朝代大体上都遵循了榷盐专卖制度。

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职业,就是私盐贩子。有些私盐贩子直接参与了农民起义,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私盐贩子中,也不乏造反起义的支持者。

公元881年1月16日,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,国号大齐。黄巢的老家在山东菏泽,三代都是私盐贩子。贩私盐在唐朝是死罪,但是利润奇高。作为私盐贩子,黄巢家里并不缺钱,所以在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,黄巢的造反更是一种借机获取更大利益的策略。

而元末时期更是典型,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,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、陈友谅、方国珍等,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。可以说,封建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,基本上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。